不同微生物菌劑處理對秸稈降解率、可培養細菌/真菌/放線菌數量影響
2結果與分析
2.1不同微生物菌劑處理對秸稈降解率的影響
從圖1可以看出，不同處理對秸稈降解率有很大差異，在降解試驗設置時間內，處理1的秸稈降解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和處理2，對照組的秸稈降解率始終高于處理2，表明單獨添加哈茨木霉菌劑處理秸稈，其降解率高于不添加菌劑和添加哈茨木霉+地衣芽胞桿菌混合菌劑。添加哈茨木霉+地衣芽胞桿菌混合菌劑，其降解率低于不添加任何菌劑的對照組。
圖1不同微生物菌劑處理對秸稈降解率的影響
2.2不同微生物菌劑處理、不同降解時段對秸稈降解率的影響
從圖2可以看出，處理1與對照組相比，在0～30 d和30～60 d時段，處理1的秸稈降解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從第60天開始，處理1的降解率始終低于對照組，但是總降解率始終是處理1高于對照組;處理2與對照組相比，在0～30 d，處理2的降解率明顯低于對照組，但30～60 d出現一個降解高峰，之后處理2的降解率始終低于對照組，但總降解率對照組高于處理2;處理1與處理2相比，在0～30 d和30～60 d時段，處理1的秸稈降解率明顯高于處理2，之后的降解率沒有明顯規律，相互有高有低，但總降解率始終是處理1高于處理2。
圖2不同微生物菌劑處理、不同降解時段對秸稈降解率的影響
2.3不同微生物菌劑處理對秸稈中可培養細菌數量的影響
從圖3可以看出，處理1在0～30 d時可培養細菌數增加迅速，第120天時達到峰值為2.00×109cfu/g，之后緩慢下降;從處理1的整個試驗時段來看，可培養細菌數增加和下降速度較緩慢，在第180天時，可培養細菌數仍為1.02×109cfu/g。
圖3不同微生物菌劑處理對秸稈中可培養細菌數量的影響
對照組和處理2可培養細菌數在0～120 d時一直呈上升趨勢，第120天時達到峰值，分別為3.92×109cfu/g和3.10×109cfu/g，可培養細菌數明顯高于處理1，之后迅速下降，在第180天時，可培養細菌數已分別下降至0.58×109cfu/g和0.48×109cfu/g，可培養細菌數均低于處理1。
相關性分析表明，在前30 d，秸稈降解率與可培養細菌數呈正相關，相關系數達到0.935 4。第30天后，秸稈的降解率受其他因素影響較大，與秸稈中細菌數量不相關。
2.4不同微生物菌劑處理對秸稈中可培養真菌數量的影響
從圖4可以看出，處理1秸稈中可培養真菌數在0～30 d快速增加，在第90天達到峰值為1.9×107cfu/g，之后快速下降;對照組和處理2在0～60 d時，可培養真菌數增加緩慢，之后快速增加，分別在第90天和120天時達到峰值，為1.14×107cfu/g和1.54×107cfu/g，然后緩慢下降。對照組和處理1比處理2的真菌數最高點出現早30 d;處理1和處理2的可培養真菌數在0～120 d均高于對照組。
圖4不同微生物菌劑處理對秸稈中可培養真菌數量的影響
相關性分析表明，前30 d秸稈降解率與秸稈中可培養真菌數高度相關，相關系數為0.870 5;30～90 d則有很小相關性;第30天后，秸稈降解與秸稈中可培養真菌數不相關。
2.5不同微生物菌劑處理對秸稈中可培養放線菌數量的影響
從圖5可以看出，在試驗時段的前30 d，放線菌數量快速增加，處理1增加數量明顯高于對照組和處理2;在90～120 d時，三個處理都未能檢測到放線菌，在150～180 d時，三個處理的放線菌數量均同時大量出現，之后對照組和處理1均快速下降，只有處理2呈上升趨勢。分析三個處理的秸稈中90～120 d均未能檢測到放線菌，可能是真菌、細菌大量增加抑制了放線菌的生長所致。
圖5不同微生物菌劑處理對秸稈中可培養放線菌數量的影響
相關性分析表明，前30 d秸稈降解率與秸稈中可培養放線菌數高度相關，相關系數為0.924 5;30 d后，秸稈降解與秸稈中可培養放線菌數不相關。
3討論
本研究發現，不同微生物菌劑對秸稈降解作用不同，單獨添加哈茨木霉菌劑處理秸稈能顯著提高秸稈降解率，前期作用尤其明顯;添加哈茨木霉+地衣芽胞桿菌混合菌劑降低了秸稈降解率，前期尤其顯著。由于土壤和秸稈中攜帶具有降解秸稈功能的菌群，可能添加的地衣芽胞桿菌與其他秸稈降解微生物競爭養分，抑制了哈茨木霉和其他具有降解秸稈功能的微生物生長。國內外研究表明芽胞桿菌有促進植物生長的作用[28-31]，但可能對秸稈降解作用不明顯。
不同處理對秸稈中可培養真菌、細菌、放線菌數量的影響顯著不同。秸稈上生長的各種微生物分泌的酶類對秸稈降解起重要作用，相關性分析表明，在秸稈降解的前30 d，秸稈降解率與秸稈中生長的可培養真菌、細菌、放線菌數量呈顯著正相關。在秸稈分解的其他時間段，秸稈降解率與秸稈中可培養微生物相關性小，可能在秸稈降解的中后期，秸稈降解率與秸稈中不可培養微生物、土壤動物等大量出現有關。
不同微生物菌劑對秸稈中微生物數量變化影響顯著，接種哈茨木霉處理的秸稈中真菌、細菌、放線菌數在前30 d明顯高于對照和哈茨木霉+地衣芽胞桿菌混合菌劑處理，差異顯著;可培養細菌數均在120 d左右達到峰值，但是對照組和哈茨木霉+地衣芽胞桿菌混合菌劑處理的可培養細菌總數明顯高于哈茨木霉處理;哈茨木霉處理和對照組的可培養真菌總數峰值出現在第90天，哈茨木霉+地衣芽胞桿菌混合菌劑處理在第120天達到峰值，并且哈茨木霉處理和對照組的真菌總數峰值明顯比哈茨木霉+地衣芽胞桿菌混合菌劑處理的峰值高;在秸稈降解30 d后，三個處理的秸稈中都未能檢測到放線菌，說明菌數未處于檢測范圍，可能與真菌、細菌數量大量增加后，抑制了放線菌的生長所致。
劉佳斌等[32]研究表明，在秸稈還田條件下，玉米抽雄期土壤放線菌數量明顯低于其他生長期，放線菌數量與植物生長期也有關。秸稈降解后期，對照組和哈茨木霉處理的秸稈中放線菌數量均大幅度下降，哈茨木霉+地衣芽胞桿菌混合菌劑處理的秸稈中放線菌數量仍呈上升趨勢，而木霉有防治植物病害作用[33]，后期的抑制病害作用可能與放線菌數量的增加有一定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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